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自由开放的金融制度是自由贸易区发展的重要制度条件。从国际经验来看，以大型机场为依托而建立的空港型自由贸易区，凭借其快速运送客货流的天然优势，在吸引大批贸易范围广和时效性强的产业自主集聚的同时，也促使大量物流、客流、信息流在区内不断集聚，由此衍生出强劲的金融需求。自2013年我国建立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之后，空港经济区所在城市如郑州、西安、成都等，都已成功地向国家申报了自由贸易区，这些城市的空港经济区遂成为自贸区迅速发展的有效载体。空港型自由贸易区的快速发展，不但需要发达的交通网络、雄厚的经济实力、高水平的人才集聚等基础条件作为支撑，更需要完善的金融体系和丰富的金融产品来作保障。本文拟在深入分析我国空港型自贸区建设所面临的金融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上海自贸区的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空港型自由贸易区的金融业发展经验与启示，以期为我国空港型自由贸易区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空港型自由贸易区的内涵及其金融业服务内容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由贸易区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界定。广义上，自由贸易区一般是指基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间自由贸易协议而建立的经济同盟组织，旨在通过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缔约国间推行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大区域。狭义上，自由贸易区是指位于所在国境内关外，由海关进行特殊监管，以实行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为主要目的的多功能经济区域。本文研究的空港型自由贸易区或自由贸易区内的空港经济区(以下简称空港自贸区)，主要是指位于大型机场内部或附近区域，利用航空运输的优势，以临空产业为导向、享受境内关外特殊支持政策的自由贸易区，属于狭义自贸区的一种。刘渝阳等[1]提出，与其他类型的自贸区相比，空港自贸区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依托大型航空枢纽;二是政府主导推进;三是享受海关、土地、税收、金融等方面的配套支持政策;四是以大型机场为核心，并有铁路、公路、轨道或港口相连接的立体化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五是以航空运输、航空制造、生物医药等临空产业为导向。

随着速度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空港自贸区在全球自由贸易地位的不断提升，国际上发达的空港自贸区一般以航空货运为核心，通过拓展转运、制造、贸易等功能集聚大量的客货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吸引了大量的物流、航空制造、贸易或加工、旅游等相关产业集聚，从而逐渐成长为以国际集散枢纽、国际贸易中心、国际加工制造中心等功能为导向的大型航空枢纽。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空港自贸区内物流、客流、信息流高度密集，并有较强的产业指向性和交通依赖性，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国际客货流的集散、商贸、加工制造等相关产业的发展，都需要自由开放的金融制度和相对应的金融产品来保障，因此，金融流的投资消费服务就成为贯穿空港自贸区初期建设与后期发展的关键因素。

虽然每个国家空港自贸区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功能定位与产业发展特点有所不同，但为了满足空港自贸区大量的金融需求，其所在国都出台一系列金融政策或进行金融制度改革来支持自贸区的发展。这一方面可为空港自贸区发展提供自由开放的金融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为境内区外的金融制度创新和完善提供宝贵经验。从国际经验看，目前国际空港自贸区金融业服务内容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层次：一是围绕以机场为核心并与铁路、公路、轨道、航运等相连接的交通网络等区内基础设施建设而进行的投融资方式创新;二是围绕以商贸物流、加工贸易、航空制造、生物医药等临空产业发展而开发的银行、保险等个性化金融服务产品;三是围绕客流与区内人员的集聚所产生的个人金融服务需求。创新和完善以上三个方面的金融服务，可以为空港型自贸区经济发展打造良性的金融生态环境。

我国空港型自由贸易区建设面临的金融问题

伴随着民用运输机场体系的完善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航空运输已深深地融入我国经济运行体系，在国际旅行、国际贸易、国内客货运输、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截至2014年年底，全??有62个城市依托54个机场规划或建设了63个临空经济区，其中，已经发展成规模的有北京顺义临空经济区、上海虹桥和浦东临空经济区、天津空港经济区、成都双流临空经济区、西安西咸空港新城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等。[2]目前，上海、天津、成都、西安、郑州等地已经成立了自贸区，其空港经济区都成为该省市自贸区创新发展的核心要件。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度大、管理难度高，其临空产业发展和各类服务水平仍相对滞后，这些空港经济区迄今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航空客货流量不足，空港经济区内规划布局混乱，机场周边区域城市服务功能滞后，物流、电子、医药等临空产业发展落后等。出现这些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在金融方面尤其突出。我国空港型自由贸易区建设面临的金融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金融资源错配严重，金融产品开发跟不上实体经济发展速度。空港型自贸区以发展航空物流业为核心，然而与之相配套的物流金融、贸易融资、融资租赁类金融服务却严重不足。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不能与物流等实体企业深度合作，不能有效结合需求创新开发新的专业化金融产品。另外，虽然近几年来国家通过新三板、股权投资基金、中小企业集合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目前空港区内以生物医药、航空服务、旅游会展等为代表的研发型、轻资产的初创型企业还是很难找到顺畅的融资渠道。

其二，资本市场体系单一，不能提供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空港型自贸区设立的首要条件是拥有以机场为核心，并有铁路、轨道交通、公路或港口相连接的综合性交通网络。我国空港经济区都在积极地进行交通基础设施的扩建或改造，如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投入190多亿进行机场二期扩建工程，西安西咸新区计划投资700多亿用于建设轨道交通设施，这些都产生了大量的融资需求。但由于地方政府本身已债台高筑，PPP等融资模式刚开始推进，再加上拆迁安置成本高、建设周期长，都曾受困于有效的融资渠道。

第三，合理管控资本流动风险面临挑战。放松人民币跨境使用、资本项目兑换、金融服务业负面清单，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平台建设等，是上海自由贸易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发挥了先行先试的作用。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自贸区金融管制放松的同时，短期资本流动将越加活跃，人民币币值浮动也将愈加频繁，这会导致一方面跨区和跨境金融业务的复杂性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境外风险可能借道自贸区影响境内在岸金融稳定。因此，如何对资本异常流动进行有效监控，处理好“金融开放”与“金融管制”之间的关系，提前识别和消化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者面对的极大挑战。如不快速提高监管者风险识别防控水平和能力，稍有不慎将影响我国金融稳定大局。